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塔乌公路，可缩短塔吉克斯坦南北通行时间5小时；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是巴基斯坦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中亚天然气管线，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向国内输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
这些“一带一路”大项目背后，中资金融机构身影忙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金融领域支持力度强、支持方式多、支持结构全，为“一带一路”架起连接海和陆、东和西的资金融通桥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入新阶段，一个市场化、多层次、可持续性的融资体系有望形成、完善，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增色添彩。
看成绩：硕果累累 形式多样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港股00692）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建设能力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三年多来，中国金融业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成绩单。
国开行是“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大户。截至2017年底，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余额30%以上。
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截至目前工行已支持“一带一路”项目136个，承贷金额400亿美元，涵盖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行业。
后续支持的力度还将持续。记者获悉，目前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储备项目500余个，融资需求总量3500多亿美元；工行则储备了近300个商业前景较好的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2000多亿美元。
资金出去了，机构也出去布局了。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日撰文称，截至2017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5家大型银行是中资行“走出去”的主力军。
与前述银行以信贷支持为主的模式不一样，丝路基金这样的机构则围绕着股权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走出去’向纵深发展，企业越来越多地从单纯的项目承包发展为更多地在海外开展管理运营，这就需要有中长期权益资本的支持。”据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近日介绍，目前股权投资占丝路基金投资的比例已超过70%。据悉，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已实现了15个项目签约，承诺的投资金额累计达60亿美元。
当然，“走出去”并非一片坦途，地缘政治和信用风险给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业大有可为。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撰文介绍，2017年海外投资保险共承保“一带一路”项目263个，涉及国家29个，承保金额307.3亿美元，为我国在境外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建设等海外项目提供了风险保障。其中，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撬动银行融资、弥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作用凸显。2017年至今，中国信保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4400亿美元，累计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16.7亿美元。
除了提供保险服务外，保险业还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和私募基金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陈文辉介绍，截至2017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13.4万亿元，已累计为重大基础设施等提供资金1.65万亿元，成立总规模3000亿元的保险投资基金，主要投向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家战略项目。
打造市场化、多层次的可持续融资体系
如今，金融支持、追随“一带一路”的步伐已经持续三年多，但不能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缺口仍客观存在。缺口源于资金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源于融资体系的不完备。
于是乎，更深层次的问题迎面而来：“一带一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支持体系？
条分缕析之下，答案呼之欲出：一个市场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才具有可持续性，也是目前宏观决策层的共识。
所谓市场化，“‘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资金需求量巨大，单靠政府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必须动员市场的力量。”央行行长周小川判断，传统的依靠减让式资金支持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市场扭曲和依赖心理。
而至于多层次，是指多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以不同资金方式服务不同的企业和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就指出，中国要发挥好在融资方面的优势，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发挥作用。
她的观点不无道理。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府资金的延伸，应该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先导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打基础阶段，政策性金融应责无旁贷地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支持对本国具有特殊意义的项目。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可以利用其资金成本低、市场信誉好、基础设施项目经验丰富等优势，为一些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而盈利能力良好的商业性项目应主要依靠市场资金，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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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兆星看来，银行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多方面内容。一方面，中资银行应在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丰富金融服务方式；另一方面，应开拓资金来源，探索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募集外汇资金，开辟长期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这一过程中，监管的合作同样重要。在周小川构想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中，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对于确保竞争环境的公平、透明、可预期不可或缺”。
周小川指出，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加强当地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投资机会和风险、大型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和风险等信息交流，可以有效增进了解和互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还需重点就市场准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和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提供开放、公平、有序的监管环境。
无独有偶，王兆星也提到，监管部门应结合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中资银行设点意愿，选择并推动与沿线尚未正式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双边监管合作机制，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加强日常跨境监管沟通协调。
截至目前，银监会已与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防风险：严格把好金融机构风控关
当前，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机构除了要关注沿线国家投资机会和收益外，还需注重风险的评估和防范。
“不能头脑发热，急于冒进。”工行董事长易会满提醒，与国内宏观经济长期向好、政策监管稳定持续等发展环境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有的项目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王兆星也坦陈，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如全球监管趋严，合规和反洗钱风险加大；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盈利能力存在隐忧；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隐患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国别风险上升等。
虽然从历史和属性来看，保险业与“一带一路”建设天然契合，但保险业承担的风险不容小觑。陈文辉便指出，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热点地区，不稳定因素较多，保险业面临着大量非常规风险，这对现有的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做好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保险业要时刻绷紧风险防控这根弦，严格把好风险控制关，确保相关业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风险并不可怕，找好应对之策便能妥善解决。针对银行、保险业存在的风险问题，监管部门都在“见招拆招”。
王兆星指出，银监会将引导中资银行做好“一带一路”服务中的风险防范和应对。商业银行应坚持从商业性原则出发进行项目筛选，充分运用风险缓释工具。同时，中资银行应持续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将国别风险纳入全面风险分析报告，并建立完善的资产质量和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严格防范当地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风险。
保监会也于近期下发文件，列明保险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保障措施。文件明确，保险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对国际局势、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监管规定和法律法规的变化，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完善合规管控体系，增强行业的境外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一带一路”离不开资金支持，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开天窗吉他谱2017-05-16 10:31 | #2楼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多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货币直接交易、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也有了重要突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怎么理解“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应当如何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资金？
易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支持。促进资金融通可以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
同时，“一带一路”旨在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资金融通也需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为“一带一路”搭建资金平台、促进资金融通，并不意味着单向的资金支持或单方面让利。尽管“一带一路”项目通常周期较长，但大多数项目具有商业回报。金融机构也是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搭建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沿线国家资源，既有利于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同时还可以享受较好的商业回报，创造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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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设机构和提供服务的情况如何？
易纲：“一带一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会产生大量配套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动金融机构互设可以促进贸易畅通，有助于为对外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还有助于促进当地金融市场发展，有效动员当地储蓄，更好地实现资金融通和风险共担。
中国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降低和消除准入壁垒。截至2017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5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1家一级机构，20个沿线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通过推进金融机构互设，贸易和投资相关的金融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也有助于我国前期投资资金产生良好回报。
记者：市场很关注货币合作的情况，您可否介绍一下我国和沿线国家在本币互换和跨境结算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易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可以充分调动当地储蓄资源，通过合理的回报形成示范效应，撬动更多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也有助于降低换汇成本和汇率波动引发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在此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目前，中国先后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6个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在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货币直接交易、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也有了重要突破。这些都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便利贸易和投资，提高清算效率，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与融合。未来，中国愿进一步与各国分享经验，探索扩大本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
记者：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如何有效地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合作？
易纲：多边开发机构成立时间较为悠久，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一方面与非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泛美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设立了规模总计7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基金，有效推动了中国企业在相关地区开展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于2017年1月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并于当年参与了ebrd管理的股权参与基金（epf），有效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投资计开天窗吉他谱划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战略顺利对接。
通过上述合作，我们成功借鉴了国际开发机构的成熟经验及做法，利用其了解当地经济情况的优势，不仅更好地为该地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使我国获得了较好的资金回报，成功打造了共同繁荣的共赢局面。
记者：主席曾提出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您认为应怎样发挥绿色金融在其中的作用？
易纲：“一带一路”不少沿线国家都面临着环境问题，通过将绿色金融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产业，不仅满足了当地经济的短期需求，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环境问题、顾及了该地区长期发展的需要。中国绿色金融业务近年来已获得初步发展，2017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发行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也对发展绿色金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愿与沿线各国一道，不断进行业务创新，携手打造一条“绿色丝绸之路”。
记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以此为契机，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还可以开展哪些工作？
易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因此，普惠金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过去20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通过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科技创新等方式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通过发展自助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使数字金融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这些成功经验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除了金融机构互设外，还可以通过推动金融服务对接、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的融通、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加强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金融支持。（原题为《为一带一路提供长期可靠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高端访谈）——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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