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升级版，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余年后的第二次华丽转身。“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对自身整体利益的考量，也是一项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公益性倡议，还是中国为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具体方式。中国历来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另一层含义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将曾使中国受益颇多的发展方式在更大范围进行分享，最终实现丝路沿线国家的普惠式发展。从覆盖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几乎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中东不仅被涵盖其中，而且正好处在“一带一路”的中间点和交汇点。2017年1月19日至23日，首次出访中东三国（沙特、埃及、伊朗），将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有机融合。这种新趋势无疑为我们思考和建构中东战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宏观架构。

“一带一路”的目标与收益

战略规划或倡议的关键是确定战略目标，即一定时期国家所要达成的目的和标准。“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乔治·马歇尔语）。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7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虽然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内容，并提及“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但却未对这一重大倡议的“战略目标”进行具体阐释。笔者认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对丝路沿线国家而言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目标。其中，中东的战略价值十分明显。

（一）实现经济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它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使丝路沿线各国互利共赢。

从中国角度看，我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增长，已经进入到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亟待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乃至转型升级，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市场。2017年6月，中国强调，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 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将更趋紧密。

中东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中东已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阿拉伯世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9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地、第七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及海外投资市场。其中，能源合作是中国与中东“一带一路”合作的重头戏。2017年4月，中国原油进口量为近740万桶/日，取代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中东地区，且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升。预计，2020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7.4亿吨，其中5.4亿吨需进口；2030年中国每年将消费8亿吨石油，其中75％需要进口。因此，中国与中东进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东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还为中国提高工业化水平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很多自主品牌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电力、通信、核能、建筑等领域均有巨大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月13日，在主席行将出访中东三国之际，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其中再次提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合作构想。1月21日在阿盟总部演讲中，共10次提到“一带一路”。这充分表明，中国日趋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投资经贸合作的框架和平台，由此将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对中东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历史性机遇，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日益成为中东国家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对中东产油国来说，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事实上，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使中东产油国大获其益。据汇丰控股研究报告称，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中国需求推动下的油价大幅上涨，令海合会成员国的原油产值增加1.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上升至3.5万美元。近年来，随着“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能源消费中心向东半球转移”，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能源消费市场依赖日趋加重。未来，中东产油国仍亟须加强与中国这一最大能源消费国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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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东国家需要产业转型升级。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贫困、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大程度是工业化程度不够、工业化水平不高造成的。而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中国当前正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有能力、也有意愿向阿拉伯国家转移优质富裕产能，帮助阿拉伯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一些埃及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埃及经济发展是难得机遇，尤其有利于埃及发展中小规模的工业，获得先进技术。2017年1月21日，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表示，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中国将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将向中东提供55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

此外，近年来，海合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非能源产业。而中国在轨道交通、电力、通讯、港口、电子信息、民用核能等领域的设备技术水平、建设运营能力，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则可为中东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平台“助燃剂”。

（二）优化地缘政治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与中国分别位于亚洲西端和东端，互为犄角，客观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特定时期战略重心只有一个，难以同时兼顾亚太与中东两大区域。因此，中国外部安全压力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对美国的牵制程度。历史上，中东地区每次爆发重大事件，都会不同程度牵制美国的战略资源和精力，客观上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由此创造或延长了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压力再度增大：美国遏制、防范中国崛起趋势强化；海上领土争端频发；“三股势力”对中国西部威胁增大。中国要打破战略围堵，缓解安全压力，既要稳固和经营周边，更要谋求外线突破。

在这种环境下，中东在中国地缘棋盘中的重要性更趋凸显。当年亨廷顿预言性的“文明冲突论”中，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在当前中国外部压力增强的背景下，中东地区成为为数不多能牵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变量因素，尤其伊朗等强硬国家，既是中国“大周边”，也是中国“外线国家”，其可在两方面缓解中国外部安全压力：一方面，伊朗等中东国家是迟滞美国战略包围的重要牵制力量。另一方面，伊朗是防范极端宗教势力向新疆渗透的重要“防火墙”。当前，中东恐怖活动升温，尤其“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逊尼派极端宗教势力呈现扩大外溢之势。伊朗作为为数不多什叶派掌权国家，其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水火不容，是阻遏逊尼派极端势力蔓延的重要力量。中东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则起不到类似伊朗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借重也在不断增加。过去相当长时期，美国一直是主导中东的最大外部力量。近些年来，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势头日趋明显，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用“化武换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中东盟友深感美国越来越靠不住。2017年5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公开称，美国无力确保海湾产油国安全。这一趋势迫使沙特、埃及、以色列等传统盟友另辟蹊径，纷纷加强与中国关系，希望借中国平衡地区力量。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在经历了“民-主转型”破产之后，日趋重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国家开启“民-主转型”，但随着中东政治转型进入“深水区”，相关国家不同程度陷入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安全恶化等困境（仅突尼斯略好），“阿拉伯之春”日趋变成“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经历惨痛教训后，阿拉伯朝野不再迷信西方价值观，中阿深化政治合作的政治隐患打消。而中国凭借独特的“中国模式”，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由此使“中国道路”日益受到中东国家重视和追捧。近年，沙特、埃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领导人相继访华。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提出“沙特未来在中国”的响亮口号，履新次年首次出访即锁定中国，开启阿拉伯经贸战略“向东看”、“看-中-国”的新时代。2017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40个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中东地区对美国持有好感的仅为29％，对中国持有好感的则达到52％。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后，阿拉伯国家十分欢迎。阿盟秘书长助理法迪勒·贾瓦德2017年5月l8日表示，“阿拉伯国家热诚欢迎中方提出的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期待今后双方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

（三）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当前，中国已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若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尤其是打破国际金融旧秩序，开启新的对外合作模式。指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方面，“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一些学者指出，中国赶超世界面临3个掣肘因素：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剩产能调整、制度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从顶层设计上扫清这3个障碍，让优质过剩产能走出去，营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更多注入中国元素，令中国有可能一跃成龙。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第一次起航，1979年改革开放是第二轮起航，那么当前的“一带一路”就是第三次起航。它意味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从回避拒绝到被动参与，再到主动塑造的过程。此前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而“一带一路”重点是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目的是实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

从更大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的义利观”是这种新秩序的价值观，“亚洲安全观”是该秩序的安全观，“一带一路”则是该秩序的经济构想。总体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想，迥异于西方盛行的强权政治、“华盛顿共识”等有利于强者的政治经济观念，而更能体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理想。“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它不是新版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而是“天下为公”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此而言，这一战略构想不是“自导自演”、“自拉自唱”，而需要更多国家主动参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使合作成果造福各国人民。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一战略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共商为原则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共建为原则构筑“责任共同体”、以共享为原则迈向“命运共同体”。

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道路连通等硬件建设，还涉及体系和机制构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充分发挥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等。这其中，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一项重要内容。2017年3月28日中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强调，要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2017年10月24日，中国与57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有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亚投行”将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部分资金，以投资世界较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增加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内的重要性。中国也将逐步打破不得不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恶性循环。在亚投行57个成员中，中东国家有10个（约旦、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这些国家都有机会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因此对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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