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与迈锡尼的衰落分析论文

　　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文明的步调，约与希腊相近。

　　前21 世纪，“华夏摇篮地”诞生，希腊则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国，前16 世纪，商取代夏建立王朝，大约同一时期，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建立了迈锡尼王国。

　　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特洛伊战争以后，迈锡尼文明已成强弩之末，战争的结果，一死，一伤，死的是特洛伊，伤的是迈锡尼。当幸存的阿卡亚人疲惫而归时，他们终于在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斗中，被顽强的多利亚人彻底击倒在地。

　　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不同的是，当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之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王纣，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热烈的爱情做了他失败的殉礼。

　　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在文明的原动力“革命”精神向着“神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转变中，在地缘政治的合力——长时期的东夷和西戎的合击中，商王朝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它们都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在工商业方面，商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相似。商文明中，还有工艺形态的“百工文化”，就青铜工艺而言，与阿卡亚人不相上下，可“百工文化”同“史官文化”一样，要“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百工文化”的核心是青铜工艺，礼器和兵器，皆为铜器，青铜是实实在在的权力。青铜里面出政权，打天下用青铜，治天下也要用青铜，“率民以事神”还要用青铜，其政治属性压倒一切。

　　与阿卡亚人殖民相比，商王国似乎更热衷于迁都，先王时期，自契至汤，就已迁了8 次，立国以后，自汤以下，又迁了5 次。殖民与迁都是两种政治文化，殖民是自由选择，可以是个体、团体、家族和城邦的行为，而迁都则完全取决于王权。当神王合一尚未完成时，王权的意志往往要借助于祖先观念才得以实现，尤其在迁都问题上，都会请出先王和先公的.在天之灵，盘庚就让自己的祖先来警告臣民的祖先，命令他们抛弃那些不服从王权的子孙：“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

　　与多利亚人的入侵几乎同时，中国于公元前1046 年，开始了周灭商的战争。《周易》“革”卦以“革命”言之：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伐夏桀时，他说，桀不恤民力，人民要和他拼命：“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于是，他表示：“夏德若兹，今朕必往”。鸣条一战，他灭了夏桀，600 年以后，汤的子孙重蹈了桀的覆辙，现在，轮到周王“武”来教训汤的子孙了。

　　周王“武”先讲了一通“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道理，将战争提到天命观的高度，接着就历数了商王“纣”的种种罪行：“今商王受(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多利亚人起兵时，没有演讲，没有发文章，他们的优势在军事技术方面。当周人批量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在运用骑兵;当周人执着于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已经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而骑兵和铁器被中国人广泛运用，是在战国时期，晚了好几个世纪。周人的优势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在以“天命”为核心的民本主义和以“算命”为导向的政治策略的运用方面。

　　不破不立，多利亚人的历史作用是“破”，他们打破了以官僚王国为中心的迈锡尼文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本营，他们的军国主义传统后来被斯巴达人所继承。

　　迈锡尼王国的火炬熄灭了，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在黑暗的时代里，点燃了一种新文明，正是他们，还有那些城邦移民，他们的精神，迈过官僚王国的尸体，觉醒了崭新城邦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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