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困境

本来要开会，结果临时被抓去参加另外一个会，说是国内有一批政策咨询机构的政府人员来巴西考察，要搞一个企业座谈会，了解一下企业在巴西这边的困难和现状，结果紧急打领带参会。

我们有三个同事参加会议，对方一行来了七个人，政府人员的气质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个个打领带穿西装头发干净头饰清爽，结果就像是卖保险的，对方穿什么的都有，就是没穿西装的。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脸上都没皱纹的，对方不知为何，个个都看上去那么苍老，脸上似乎从来没用过护肤品一般 ，真是奇了怪了，难道政府机关比我司还累，怎么都长成那样子啦。

双方寒暄完，就开始由我方汇报，无非就是讲讲我司在巴西的历史，行业地位，以及现妆和将来的发展趋势，讲完了就开始由对方问问题，现在还真不能小瞧这些政府官员，问的问题虽然可以看得出不是从电信行业来问的，但是看得出对方是努力想搞懂这个东西的，尤其是对未来趋势包括云计算和传输IP化的东西比较关心，看来这批人还真是有点用心在干活的。

讲到最后，自然免不了讲到巴西的情况，其中有位大哥跟我们讲了一个情况，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说巴西政府官员包括总统访华，老是批评我们政府对他们的贸易不平等，甚至责怪我们说他们发展不好我们中国政府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主要表现在我们把他们的香蕉买回去，然后加工成香蕉片再卖给他们，把他们的铜铁石油买回去，然后加工了再卖给他们，工业品比原材料贵，这是我们上初中政治课就明白的道理，每年中国政府对巴西的出口总是比巴西卖给中国的多，巴西政府老就不平衡，老是批评我们领导人，我们领导人脾气好，该买该卖还是继续。不过现在巴西人似乎也回过神来了，总是批评我们政府也没用，开始有点反思为什么总是只能卖给中国香蕉啦，也开始虚心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现在开始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点建议。

从这一点上说，巴西政府还算是有点智商的，像我初中老师那时候批评我们一个老爱批评别人的同学一样，说那个同学是个手电筒，只能照得见别人，看不到自己。巴西这个手电筒要是能照得见自己，那怕是一点，将来影响也是巨大的。

自然，就问到我们公司在这边遇到的困难，这一点又轮到我来讲，讲巴西的劳工环境，尤其这种种变态的对员工的保护，比如不能开除员工，每年法定调薪，不管干得好还是干得不好，都要有年终奖，还有像我那几个本地员工整天跟我宣扬的，不能对员工大声说话，不能批评员工，员工要想离职可以当天不交接工作就走，员工可以不接电话，企业要给员工各类保险福利，包括给员工买必须要涵盖到父母姨妈之类的私立额外医疗保险，还要必须招聘残疾人，也不管企业有没有需要，没需要也要给残疾人创造岗位出来。。。。如此种种，简直说不完。还没等我讲完，一个女同志就兴奋地讲，这个是不是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很好的保护好了公平，不像我们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

抱着治病救人的理念，和一个非党员对党的忠诚，我很诚恳也很认真地对这个党员同志讲，这个不是保护公平，这是纵容了弱者更弱，让人更懒的做法，没保证公平，因为这对那些努力向上艰苦奋斗的人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让他们没办法思进取，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差不多，哪有心思艰苦奋斗。这种平均后的平分对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恰恰是一种最好的纵容，反正怎么弄都差不多，干吗那么努力，天天去可怕可怕啦海滩晒太阳踢足球了，对企业来讲，成了一个员工喝茶聊天定期拿工资的取款机一样的地方，企业主累得半死最后动不动就搞得破产，破产还得先把政府的社保和税都交了，把员工安置好聊，不然就抓你，既然如此，索性不干索性不开张，也去可怕可怕啦晒太阳找巴西姑娘玩，反正有政府养着，政府没钱就只好再去找剩下的企业要钱，再次提高税法和更多的劳工社保，然后让更多的企业破产，让更多的人失业，让有能力的企业主不敢开企业，结果就只能让可怕可怕那海滩的.人更多，再产生一个闻名世界的副产品，让可怕可怕那的抢劫更加频繁而已。

这就是一个北京蝴蝶扇一下翅膀，让美国发一场飓风的例子，环环相扣。我很好奇的是，所谓热情奔放的巴西人难道没看到这个翅膀在哪？一个在这边多年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说巴西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至少三个方面不相适应，那就是闻名世界的税法、环保法、劳工法，这三大法律以其复杂严苛闻名世界，而且其严厉程度已经超过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真不知道这些创建巴西三大法律的人是怎么想的。一个传闻说是，当初巴西建国后，世界各地的人往巴西涌，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像苏联那边的，也有欧美那边的，他们看到欧洲二战打得很凶，于是为了避免矛盾，结果把社会主义保护公平和资本主义保护环境的那些思潮都带进来了，恰恰没学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结果就弄去了现在的怪胎。

没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地方，通常就会很突出法律，法律是个什么东西，法律是大家利益妥协的结果，跟协商有很大关系，协商是什么意思，协商又跟争吵和斗争有很大关系。古代雅典政治伯里克利时代，一人一票，都在剧场去喊，那边喊的声音大，就以那边的为准，而作为一个社会来讲，毕竟是穷人多懒人多，这是人类的天性。巴西的问题就在于此，在一个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没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经济也不怎么样的地方，高度发达了所谓的民主和法制，总统要听工会的，工会听谁的，工会也是选出来的，什么人能给选票多，自然是普通人懒人多，普通人和懒人又会把选票投给谁，谁会当上工会，谁会当上总统？这是个很悲惨的事情。工会和总统是该对选票负责，还是该对未来道义负责？我相信有见识的人定会很悲哀，百姓和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哪个能让他家里明天锅里就立马有一只鸡的人，而不管这鸡从哪里来或是怎么来，工会和总统候选人也都被迫着承诺给你家里一头猪一头牛了。社会总量的猪和牛，如果没人去养的话，只能是越来越少的，好在巴西的铁铜石油木材够多，大家就凑合着过吧，说不定等铁和铜都挖完了，还会有别的东西可挖的，阿弥陀佛。

我总是在想这种所谓的民主，雅典最不聪明的苏格拉底被都很聪明的雅典城邦居民给投票给投死了，理由是他不敬神明和蛊惑青年，邪恶地想，是不是这个腐败邪恶的雅典社会容不下聪明圣洁的苏格拉底，而我们伟大的苏格拉底却要遵循这种多数民主的法律程序正义，多数、民主、程序就是对的吗，也许我们早就该明白多数和民主跟正义没有多大关系，只跟当前的利益有关系。

莫泊桑先生写的《羊脂球》，不就是一马车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让那个被嘲笑被鄙夷的羊脂球小姐去献身牺牲吗？还好，这是民主协商的多数，整车的人都一致同意让那个小姐去牺牲，可是为了他们能安全过关，那管这个小姐也是有灵魂也是有心的，就算这小姐是小姐，那一车的高贵先生夫人就有理由来损她而利他？这也是少数服从多数。

前不久也看到一个经济学的故事，说一个村子有很多荒地，大概是两百亩，因为山高地陡，土壤不肥沃，大家都不怎么种，荒在哪里，村子就统一收回，然后统一转包给一个人种果树，然后给每家每亩100块地补偿，刚开始村民很高兴，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收不回来钱。但是过了五年，果树赚钱了，承包的人赚了很多钱，结果村民们眼红了，要收回自己的地。村长劝村民，说他们不懂怎么种果树，而且合同承包了十年，不可以这样反悔的。村民们不依不饶，说是宁愿地荒着，也不能便宜一个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上访，或是投票把村长给换掉。

巴西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制度，肯定是纵容村民们都地都荒着，或许这样能更保护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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